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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元寶

對文學研究對象展開“細讀”，乃是獲得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意識的關鍵

李曉晨：您榮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的兩萬余字長文《編年史和全景圖——細讀〈平凡的世界〉》，發表于路遙生前所在的陜西作協機關刊物《小說評論》2019年6期。這篇文章對《平凡的世界》做了深入細致的闡述，開篇就談論到普通讀者和專業研究者對路遙這一代表性作品的認識的巨大差異。您認為這種差異主要反映了什么問題？

(資料圖)

郜元寶：三卷本《平凡的世界》1980年代下半期陸續出版至今，普通讀者和專業研究者的認知差異確實過于懸殊。具體內容，網上不難獲知，我就不重復了。我想補充的是，這種現象在中外文學史上并不鮮見，然而1990年代以來大眾傳媒日新月異，對同一部文學名著不同的接受方式更有機會正面碰撞，但即便如此，上述圍繞《平凡的世界》的接受差異仍然難以消除，這就說明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固然有普遍性，但并不排除差異性和個別性，而審美接受也是一個充滿差異性的精神活動。對同一部文學著作存在認知和評價的分歧乃至天壤懸隔的差異，是正常現象。差異的雙方都必須直面差異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都要有足夠的耐心進行溝通，不僅要努力認清對方觀點的完整構造，也要不斷展開自我反省，在此基礎上求同存異，才有助于突破各自的誤區，提高認知水平。

李曉晨：這篇文章包括您近年來論述孫犁、汪曾祺、王蒙、馮驥才、陳忠實、賈平凹、張煒、趙本夫等作家的文章，都具有鮮明的問題意識。作為學術研究的起點，問題意識非常重要，但現在很多論文常洋洋灑灑，不見問題。在熱鬧的當代文學現場，尋找真正有價值、有現實感的問題其實很有難度，考驗著學者、批評家們的洞察力和學術能力。您能否結合自己的經歷，談談今天的批評者應該研究怎樣的問題？如何才能找到真正值得研究的問題？

郜元寶：評《平凡的世界》的這篇文章若說有什么問題意識，除了上面所說，首先正視客觀存在、不容回避的閱讀接受的巨大差異（這本身就是長期懸而未決的一個突出的問題），其次可以說說的，就是我主觀上對這部作品的細讀。若沒有在“細讀”的基礎上對《平凡的世界》形成較為清晰的理解，即使我愿意直面客觀存在的閱讀接受的巨大差異，也只能再次跳進爭論的漩渦，結果被漩渦所淹沒，而不可能在差異雙方之外提出我的第三種理解，從而獲得新的立足點，透視原來的兩種接受方式各自的洞見與盲點。對文學研究對象（作品、作者和相關的社會歷史環境）展開“細讀”，乃是獲得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意識的關鍵。

不過這種“細讀”并非只是孤立封閉地讀作品，而是要將“細讀”行為擴展到圍繞作品的整個文學“世界”，如作家的身世與創作歷程，作品出現的時代（包括社會史和文學史）的雙重背景，此外還可以適當引入比較文學的視野，在世界文學背景中打量你眼前的中國文學作品。在《平凡的世界》人物之間特殊稱謂方式上（路遙喜歡讓他的人物在心里用“親愛的”“我的親愛的”“我那至親至愛的”之類相互稱呼），我就發現路遙更靠近許多外國文學名著，卻偏離了“五四”以來注重描寫家庭內部沖突的現當代文學傳統，尤其跟同一時期喜歡渲染和強化家庭成員彼此敵對、相互仇視的某種文學潮流大相徑庭。我覺得由此出發，或許可以更深入地體貼路遙獨特的文學個性。我討論《平凡的世界》對中國社會各級領導干部的立體化描寫，也適當比較了它跟“晚清”以來“譴責小說”“官場小說”的異同。

研究魯迅進而研究“五四”前后至今這一百多年的中國現代文學，也是為當下中國文學尋找最近的“根”和最切實的參照系

李曉晨：無論研究魯迅，還是做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從您的著作中都能感受到廣闊的視野，其中既有東西方思想的對視，也有回到我們自身傳統的縱向比較。從上世紀80年代進入復旦中文系至今，您能否簡單談談個人的批評之路，這個問題套用魯迅的標題就是“我怎么做起批評來”？

郜元寶：您過獎了。我們這代文學研究者和評論者，各自都有一條走向文學研究與評論的蜿蜒曲折的道路。也許正是這些不同的道路決定了我們的長處與不足。我是在1986年大學本科畢業之前，因為“新時期文學潮流”的裹挾，加入了文學評論隊伍。在獲得文學運動的現場感和參與感的同時，也由于對當下文學投入太多時間精力，必然在其他知識門類留下欠缺，需要不斷努力來彌補。文學研究和評論不能“空手套白狼”，它需要通過長期系統的教育和學習，獲得較完備的知識儲備，由此形成接受美學所謂“前理解”或“期待視野”，這樣才不會捉襟見肘。但實際上我們往往沒有條件先從容“裝備”自己，然后才進入文學現場；總是一邊學習，一邊接受來自文學現場的挑戰。這樣一來，捉襟見肘、現學現賣的窘境還是在所難免，這就更需要不斷學習，不斷充電了。

李曉晨：您早年研究翻譯海德格爾并獲得博士學位，后來又專門研究魯迅，這種學術經歷對您的文學批評有什么幫助？

郜元寶：我顯然并未弄通弄懂海德格爾，否則博士畢業后，為何不繼續研究西方美學和文藝學，而是回歸文學了呢？當然研讀翻譯海德格爾也有一點好處，至少使我更加注重思維本身的縝密和語言的及物性，對文學研究者的語言表述難免的破碎和含混比較敏感，總是盡量加以避免。從消極方面講，也使我更清楚地看到，任何哲學方法和理論話語都不能生吞活剝，直接運用于文學研究與批評。我曾借用海德格爾基礎存在論的概念寫過一篇談王安憶的文章《人有病，天知否——王安憶的“存在之煩”》，也曾以海德格爾的“藝術作品本源論”直接闡釋張煒的《九月寓言》，當時自認為很合適，多年之后取來重讀，就不免汗顏了。

研究魯迅，也有思維訓練和語言訓練這方面的收獲。魯迅的文字也是高度及物且相當縝密的。其次，研究魯迅，進而研究“五四”前后至今這一百多年的中國現代文學，也是為當下中國文學尋找最近的“根”和最切實的參照系。如何重新定義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如今無論存在怎樣的分歧，我們畢竟都還是“五四”和現代文化的產兒，當下中國文學的許多問題都是從魯迅和“五四”延伸而來。為何魯迅筆下的地保、阿Q開口總是“媽媽的”，路遙筆下的農民卻在心里呼喊著“我的親愛的”？孫少平“關于苦難的哲學”果真是另一種“精神勝利法”嗎？王蒙《活動變人形》展開的“審父”場面是革命的一代（“子”）對啟蒙的一代（“父”）的嚴厲審視，這種審視不是在1928年就由“后期創造社諸君子”和魯迅圍繞“革命文學”的論爭中預演過一遍了嗎？張煒、陳忠實筆下歷史時間大致相同的中國鄉村社會深層的道教文化因素，魯迅早在創作《狂人日記》時不就注意到了嗎？很難想象，一個不了解魯迅和“五四”新文化的人將如何研究當下中國的文學。

在當下中國文學研究中，“作家缺席”的現象一直以各種形式頑固蔓延著

李曉晨：近年來您的研究著力點似乎有一些變化，具體到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領域，許多之前原本不屬于您研究重點的作家如路遙、柳青等，也都開始逐漸進入您的視野。這種變化同我們當下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氛圍環境的變化有關嗎？

郜元寶：我1982年踏進大學之門，正好趕上路遙《人生》風靡全國。在我開始嘗試撰寫文學評論文章時，關于《人生》的討論正熱火朝天，至今還記憶猶新。路遙（還有陳忠實）的文學導師柳青也是我很早就愛讀的作家。“重寫文學史”的口號提出之初，最先站出來重讀重評《創業史》的作者就是我本科同班同學、現任教于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宋炳輝教授。但您說得對，長期以來我確實沒有很投入地研究柳青和路遙。中國是個文學大國，研究者個體的力量畢竟有限。在一個長時段里，某個研究者慢慢擴展或轉移自己的研究重心，這個現象本來很自然，并不一定跟當下文學創作與批評的氛圍環境直接相關。

但也不能說完全無關，否則我為什么沒有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就開始投入地研讀這兩位陜西作家呢？我想主要還是因為中國文學走到今天，傳統的現實主義和一度鼓勵眾多中青年作家去探索乃至探險的先鋒小說相生相克的關系，越來越吸引大家的目光。現實主義一定就拒絕先鋒實驗嗎？先鋒小說骨子里就是反現實主義的嗎？為何許多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中出現了不少敘事形式的探索與實驗？為何許多先鋒作家后來都紛紛“轉向”，變得越來越寫實，甚至完全失去了他們往昔的實驗與探索的沖動？帶著這些當下的問題返回柳青、路遙的文學之路，反省先鋒作家的創作歷程，應該說是“此其時也”。

李曉晨：我注意到您說過，“作家作品論是我的主要批評模式”。您為何如此看重作家作品論，其吸引力和難度又在哪里？

郜元寶：文學研究可以靈活多變，各種取向都可彼此互補。有時候我們確實可以側重研究文學的某個方面，不妨對其他方面有所忽略。但唯一不能輕易回避的，可能就是幾乎積聚了所有文學創作要素的創作主體。這或許是中外文學研究和批評史上“作家論批評和研究模式”始終不會退場的原因吧。

隨著知識譜系和文學研究手段的發展，傳統作家論模式也需要做出適當調整。比如在信息時代，有關作家的傳記研究或許就不再像過去那么重要。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今天可以完全無視作家個人經歷的特殊性，只要專注于他們的文本生成與更大的社會氛圍的互動即可。在當下中國文學研究中，“作家缺席”的現象一直以各種形式頑固蔓延著。我們可能對文學的其他要素如數家珍，論到創作主體的關鍵點卻往往語焉不詳，甚至一時語塞。文學研究中這種“見文”“見史”而不“見人”，或者雖然“見人”卻并非坦誠相見，而是戴著面具互通款曲，這不得不說乃是真正的作家論需要克服的最大難關。

我希望在“世界的魯迅”這個題目下，將來會出現更加扎實的研究成果，這也是中國文學真正走向世界的題中應有之義

李曉晨：接下來想和您談談關于魯迅的研究。您最近很重視研究魯迅與意大利、法國、德國的關聯，努力將“中國魯迅”“東亞魯迅”擴展為“世界魯迅”。這是否意味著在您看來，魯迅是被整個世界文化滋養而誕生的，同時他也影響了世界文化？

郜元寶：這確實是我的一個愿望，但這方面要做出實際的研究成績，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在以往魯迅研究中，一直比較側重“中國魯迅”“東亞魯迅”，論到魯迅與世界其他地區文化和文學的關系，充其量比較關注“周氏兄弟”本人所看重的東北歐弱小民族（包括當時受壓迫的俄羅斯），至于魯迅與歐洲和西方文化傳統的兩個中心，即希臘文化、希伯來文化及其在中世紀的合流，以及由此產生的文藝復興、啟蒙時代以來現代西方的主流文化之間，究竟有怎樣的關系，還一直缺乏系統而深入的研究。魯迅本人的文學在世界范圍的翻譯介紹，也有一個從東亞走向世界的過程。我希望在“世界的魯迅”這個題目下，將來會出現更加扎實的研究成果。這也是中國文學真正走向世界的題中應有之義。

李曉晨：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內長期以來的“顯學”，魯迅研究是很多學人的學術起點，幾乎所有現當代文學的參與者都是讀魯迅著作長大的。不過大眾對魯迅研究也存在一種看法，認為吃“魯迅飯”的雖多，魯迅研究的圈子卻“越來越小”。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郜元寶：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魯迅研究的“內篇”與“外篇”》，主張魯迅研究要走出傳統的“內篇”，即從關于魯迅的生平、環境、交游、創作、翻譯、思想轉變這些大家熟悉的研究領域走出去，而更多關注魯迅研究的“外篇”，特別是關注魯迅和他逝世之后中國文學的內在聯系，包括二者之間出現的疏離。某種程度上這也算回應了關于“吃魯迅飯”的越來越多、“魯學”圈子越來越小的指責。但這個問題仍需具體分析。所謂走出乃至打破“魯學”小圈子，是否就意味著魯迅研究者必須學習魯迅，必須像魯迅當年那樣進行現實的不妥協的抗爭，否則就愧對魯迅呢？我想任何一個具有清醒歷史意識的人都不會這么簡單地要求魯迅研究者。今天的現實環境、今天知識分子與現實的關系，跟魯迅當年畢竟不可同日而語。要求魯迅研究者copy魯迅不走樣，一個個像魯迅那樣進行抗爭，這未免太缺乏基本的歷史常識。再說為何單獨向魯迅研究者提出這種要求？就因為他們研究魯迅嗎？不研究魯迅的人就可以袖手旁觀，站在岸邊對研究魯迅的人指指點點嗎？到底何為“吃魯迅飯”？研究誰，就是吃誰的飯？這也未免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意義看得太窄，太淺了。魯迅研究中有許多內容確實屬于純粹知識范疇，如果老是帶著“古為今用”“學以致用”的心態，不以冷靜嚴謹的學術態度和學術方法展開研究，我們的魯迅研究便永遠只能停留在粗淺的實用主義層次，永遠只能跟在日本學者和海外學者后面亦步亦趨。幸虧國內好幾代魯迅研究者并不都是這樣想，也并不都是這樣做的。

李曉晨：最后還是回到文學批評的話題。魯迅先生的批評觀里有重好惡、明是非的鮮明特色。文學批評的風格、話語、價值取向的變化固然與外部條件有關，但也要聽從文學批評者自身的內在召喚。您認為當下文學批評應該如何把自覺的專業追求與清醒的現實關懷結合起來？您認為理想的文學批評應該是怎樣的？

郜元寶：魯迅是杰出的作家、學者、翻譯家，也是中國現代杰出的批評家。他有不少專門針對當下作家作品的評論文章，比如他為一些青年作家作品所寫的序言，比如《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長篇序文，都顯示了他從事當代作家作品評論的鮮明特色。誠如你所說，重好惡，明是非，一點不含糊。如果用魯迅自己的話說，就是知人論世啊，顧及作者全人和作品全篇啊，剜爛蘋果，壞處說壞，好處說好啊，諸如此類。這是非常可貴的批評精神。一篇批評文章說得再怎樣天花亂墜，如果讀者看不出你起碼的價值判斷，或者你的價值判斷未能很好地體現在具體分析中，這篇批評文章就并未徹底履行批評之為批評的職責。

魯迅的批評不僅真誠、深刻、獨到，也充分顯示了他作為大批評家的開闊視野。他的批評并不局限于對文學文本進行孤立的細讀與評騭，而是將批評的視線伸展到文化、歷史、現實和社會思潮的更大范圍。在這個意義上，他所有的雜文都是廣義的文學批評，或者用他自己的話說，都是“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

但反過來，魯迅的批評視野不管如何開闊，話題不管如何包羅萬象，話語不管怎樣靈活多變，都具有強烈的文學性。不是一般的文學修辭，而是像優秀的文學作品那樣，令讀者“與人生即會”，即清晰地看到社會人生的真相。

魯迅也并不擺批評和批評家的架子。譬如他結合白話文和新文學來談論青年畫家陶元慶的繪畫，就并沒有扯出文學批評結合藝術評論的大旗。譬如他許多篇談電影的文章，也并沒有先給自己貼上堂皇的電影評論的標簽。他的許多雜文，談翻譯，談文藝，談世象，總是涉筆成趣，很自然地結合中外古今的文化史實，但他絕不會因此就昂然豎起“文化批評”的幌子來。魯迅的批評是深刻而廣博的，但他的批評話語永遠家常親切。

當下中國文學批評要么太窄太死板，老是局限于幾個作家幾部作品；要么太寬太玄奧，不切實際，脫離地面，不講人話，專講行內“黑話”，最終不知所云。如何轉變這個局面？如何追求理想的文學批評？我想上述魯迅的經驗，仍然值得汲取。